武威“藏经洞”发现记

　　本报记者 刘爱萍

　　武威亥母洞位于武威市城南15公里的原新华乡缠山村西的祁连山中。历史上曾是藏传佛教活动的古寺，亦称亥母洞寺。

　　据清乾隆《武威县志》记载：“亥母洞寺，城南三十里，山上有洞，深数丈，正德四年修”。根据洞窟内发现的大量西夏文物证明，修建年代应在西夏崇宗正德四年（1130）。到了明代，据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三月立的《北斗宫新创藏经楼碑记》云：“郡之城南有古亥母洞寺，适有比丘桑儿加领占及舍刺僧吉往来，北斗宫以为禅定处”。从这一记载可以看出，明代亥母洞寺的僧人与城内北斗宫的僧人，在佛事活动上，相互往来，关系甚密。由于亥母洞的石质不佳，西夏、元、明、清各代曾遭地震破坏。1927年，武威发生大地震，洞窟全被震塌，洞外建筑也基本被毁。

　　那么，亥母洞又是怎样重新进入世人眼中的呢？

　　据我市文史专家党寿山考究，1987年，缠山村部分村民联合邻近村的一些群众对该村已毁的亥母洞寺部分建筑进行修复，在寺院山洞内，意外地发现了一批文物。村民不知价值，有些被毁，有些就藏在了山中的石缝中间。

　　1989年9月的一天夜晚，党寿山正在文庙办公室写作。原武威市博物馆副馆长孙寿龄手中拿着几张纸走了进来。党寿山一看，这是西夏文佛经残页，急忙问在哪发现的？孙寿龄说：“这是市消防大队的一位同志给我的呢，说是他在缠山村的老乡给他的。”两人商量后，决定第二天就去找消防大队的那位同志。

　　第二天，党寿山、孙寿龄和武威市博物馆的其他几位同志立即赶往缠山村。

　　来到缠山村村民吴生发家，他有病正躺在炕上休息。看到他们惊喜地说：“党馆长，您终于来了……缠山村两年前发现了文物，有些却被不知西夏文物重要性的老乡毁了，特别是好多经卷，因为在洞中落了许多灰尘，看上去只是灰蒙蒙的废纸，有的被老乡烧了……”

　　经过清查，村民张某等将尚存的文物，全部交给了武威市博物馆的同志。

　　这批西夏文物发现后，当时的武威市委、市政府有关领导十分重视，先后两次拨款5000元，组织武威市博物馆的同志对暴露的洞窟及窟前寺庙遗址进行清理。

　　经清理，出土西夏文文书、西夏文和藏文写经、唐卡、鸟型绣花鞋、泥塑、石刻造像、印花绢帛残片和麻、毛织品以及多种纹样的陶范、梵文残碑、各种塔婆、瓷扁壶、藏文木牍、瓦当等大批文物，为研究西夏社会历史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是西夏考古史上的一次重大发现。

　　这批文物，不仅内容丰富，而且有些文物是国内首次发现。发现的西夏文文献中，西夏文佛经占绝大部分，不但有西夏印本佛经《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佛说佛名经》《千佛名经》《佛说百寿怒结解陀罗尼经》《佛说大白伞盖总持陀罗尼经》等，有西夏泥活字《维摩诘所说经》（下卷），还有西夏写本佛经《呼金刚王八智变化八天母为生顺等多经》等佛教文献残卷。出土的西夏文佛经共22种34卷，计256页，约17000多字。一次发现如此多的西夏文佛经，在国内是少见的，为研究西夏的佛教、文化历史、语言文字提供了实物资料。特别是《维摩诘所说经》（下卷），共54页，书长28厘米，宽12厘米，每页有7行字，总共达6400多字，为全国最早的极为罕见的西夏泥活字版佛经，对研究我国早期的印刷术具有重要的价值。

　　除佛经外，也有不少世俗文献。有西夏时期编修刊印的韵书之一《音同》，有西夏社会文书《乾定戌年卖驴契》《乾定酉年卖牛契》等。

　　亥母洞出土的其他珍贵文物，还有唐卡、丝织品、绣花鞋等。出土的彩绘十一面观音像唐卡，绢底，画面竖长方形，中央绘十一面观音，戴宝冠、璎珞、系长裙，立莲座上，正中两手作开敷莲花合掌，其余四十手各持莲花、宝剑等法器呈孔雀开屏状。观音四周绘一圈共十二尊小佛，姿态各异。它们是研究西夏时期藏传佛教的流传及绘画艺术的实物资料。发现的双色团花蓝绸、白花绿绸的印花织品，是在1号洞北壁角下与模印的桃形大日如来、金刚锁链天母等擦擦一起出土的。清理时，上面还用一层厚厚的草泥封闭起来。因此，这是同一时代遗物无疑。这两种印花绸经纬细密，花纹清晰，制作十分精致，反映了西夏时武威的党项人已经从最普遍的毛纺织业向更先进的棉纺织业和印染业的方向迅速发展。出土的6件翘尖鞋，是目前国内外西夏文物中所仅见的。

　　一号洞内除发现大量西夏文物外，还发现有四座藏式喇嘛塔，在一号洞窟内铺地砖以下2米多深处，发现一具夹在石缝之间的肩披褡裢的直立人骨架，人骨架脚下有酒壶、瓷扁壶等西夏文物，周围石洞也有蹋落迹象。二号洞内也有佛塔遗迹暴露，并有木梯深入地下。从以上迹象表明，石窟当时遭突如其来的地震而塌陷，窟内大量遗物未来得及转移。因此亥母洞不但是一处佛教寺院，而且是一处蕴藏丰富的石窟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