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益松

　　在我的记忆中，总有这样一个女子，像风中飘落的花瓣一样，渐行渐远，逐渐模糊，但却永远牵扯着我的思绪。

　　十几年前，在家乡，有一个叫做春花的女子，水葱般粉嫩的人儿。长长的麻花辫，垂在腰际。发间，插着一朵粉红的桃花、或是一朵洁白的梨花，映衬着粗棉布蓝花衣裳，质朴而又不失娇艳。按照辈分，我应该管春花叫表姐。表姐是村里文化最高的女子，在省城的许多文学刊物上，常有表姐的文章发表，豆腐块大小，散发着浓浓的油墨香。也间或寄来稿费。家里针头线脑、洗碗叠被的，全是表姐一个人，即便如此，还是无端遭到后妈的责骂。曾多次，我看到，在村头的那条铺满煤渣的小路，后妈拿着鸡毛掸，声嘶力竭，追打着表姐。表姐咬紧牙关，噙着泪，从不哭出声，只是低下头，默默地躲闪、奔跑。

　　就是这样一个艳若春花的女子，两年后却杳无消息了。据说，是和一个同样喜好文学的小木匠私奔了，小木匠丢下了所有做木匠活的工具，只和表姐两个，每人提了一个简单的包裹，义无反顾，远走他乡。

　　几年后，我考取了省城的一所学校，毕业后娶妻生子，那堆叫做光阴的细沙，在我张开的指缝里慢慢流逝，我逐渐和家乡失去了联系。关于表姐的消息，也知之甚少了。前年一次返乡，和妈妈谈及表姐，才知道，表姐嫁过去后，也曾回了几次娘家，但每次都是鼻青眼肿。原因很简单，四年间，表姐生了三个女儿，在重男轻女的农村，断了婆家的后代，自然受到了婆家的责难。最后一次回到娘家时，表姐披头散发，疯了。

　　我见过他的丈夫一次，文文静静的，戴着眼镜，见到我只是一个劲地上烟、点火。据说，在妈妈和媳妇之间，他总是竭力维护着妈妈的尊严。我想，这也是表姐疯了的一个主要原因吧。一种叫做世俗的东西改变了小木匠，一种叫做生活的东西，更是残忍地改变了表姐。除了三个年幼的女儿，在表姐的天空里，将再无春花的芬芳与娇艳。

　　表姐的病也间或好过几次，但只要受到一丁点刺激，就会旧病复发。好的时候，表姐也会和我谈及婆家的事情，谈及三个孩子的可爱。也只有谈到孩子的时候，表姐忧伤的眉宇间，才会透出一丝自豪与笑意。如今，表姐的大女儿已经读初中，最小的女儿也读了小学，家里的奖状贴了整整一面墙。我曾经问表姐，你当初为何不选择离婚，表姐不回答，只是苦笑着，无奈地摇摇头。毕竟，在农村，或者说的确切一点，在那个年代，离婚是一件极不光彩的事情。

　　在这个桃花、杏花复又盛开的季节，我已在表姐常发表文章的省城定居，也常有豆腐块小文见诸报端，却再也读不到表姐的文章。我不能够想象，这许多年来，表姐究竟过着怎样的一种日子？痛苦抑或煎熬？脑海中，总有这样一个画面，久也挥之不去———面对着三个同样如花的小人儿，表姐，只是披头散发，嘿嘿嘿嘿，傻傻的笑。只有偶尔清醒的时候，笑容才依旧娇艳，仿若一枝略经修剪并略施粉黛的桃花，或者杏花。